探索"大絲路精神"

探索"大絲路精神"

“一带一路 (One Belt, One Road)” 是 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 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简称。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，借助既有的、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，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，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，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，共同打造政治互信、经济融合、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。

因為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，连接亚洲、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，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、瓷器等商品，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平台(a network or platform of trading/exchange)。參考相關歷史人物事蹟或有助今天我們認識何謂 "絲路精神" -

1 亞歷山大 (356-323 AD) - "文化融合"

馬其頓的亞歷山大（古希腊语： Ἀλέξανδρος Γ' ὁ Μακεδών，其名字亞歷山大意为“人类的（ἀνήρ）守护者（ἀλέξω）”；前356年－前323年），世称亞歷山大大帝（Ἀλέξανδρος ὁ Μέγας 或 Μέγας Ἀλέξανδρος），古希臘北部馬其頓國王。生於佩拉，到16歲為止一直由亞里士多德任其導師。30歲時，已經創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，其疆域從愛奧尼亞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。他一生未嘗敗績，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军事統帥之一。

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6年繼其父腓力二世王位成為馬其頓國王，并掌握王國的實際權力，因此有能力實現其父的擴土計劃。公元前334年，他向波斯帝國統治的小亞細亞地區發起進攻，開始長達十年的東征。他擊破波斯，并推翻大流士三世，征服整個波斯帝國。

爲了尋找并抵達“世界的盡頭和大外海”，亞歷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26年侵略印度，但最終應軍隊要求不得不撤軍。前323年，亞歷山大大帝死在巴比倫，沒能來得及實現他入侵阿拉伯的計劃。在他死後，由於無繼承人，他的將領們互相不服，最終引發內戰，亞歷山大帝國也就迅速瓦解。

亞歷山大大帝的遺產包括他擴土導致的文化融合。他建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，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。他將希臘文化一直向東傳播，導致希臘化時代的到來，直到15世紀仍然能在拜占庭帝國中發現這些痕跡。

他以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為偶像，最終自己也成爲一個近乎神話的人物。後世有許多軍事領導人和軍校都參照過他的戰術。

2 張騫 (164?-114? AD) - "民族交流 往来贸易"

張騫（前164年?－前114年?）字子文，西漢漢中郡成固（今陝西省城固縣）人，中國漢代旅行家、外交家、探險家。奉汉武帝之命，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，两次被匈奴军队俘虏囚禁，历时13年终于逃回长安复命，从而成功开拓了絲绸之路。因此伟大功绩，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（取“广博瞻望”之意），封地博望（今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）。为漢朝与西域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被誉为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”。

张骞两次出使的外交成果，与他所带的礼品和原本的期待相比，相差甚远，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武帝对“天马”的渴望。在偏于封闭自保的传统社会，张骞的出使，在民族交流史上开辟了新纪元。西域诸国从此呈现在中原人的视野中，东西方的商人们纷纷沿着张骞探出的道路往来贸易，成就了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。他開拓漢朝通往西域的天山南路與天山北路兩道路，並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、黃瓜、葡萄、苜蓿、石榴、胡桃、胡麻等等。

张骞在危难中不失气节，如梁啟超稱讚他「堅忍磊落奇男子，世界史開幕第一人」。

3 马可·波罗 (1254-1324) - "相互了解 東西發展"

马可·波罗（Marco Polo，又譯馬可·孛羅、马哥·波罗、馬哥孛羅，1254年9月15日－1324年1月8日）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、旅行家及探险家。据本人说他曾随父亲和叔叔通过丝绸之路到过中国，擔任元朝官員。回到威尼斯后，马可·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，在监狱里口述其旅行经历，由鲁斯蒂谦写出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他的游记讓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，對東西發展有很大的貢獻。

第一次远航

其父亲和叔叔都是有名的远东贸易商人，同时也是天主教徒。两人於1255年出发向东，开始时并非想去中国。但是一路战事纷发，在1264年碰到元朝派往西方的使者，决定到中国。1266年，兄弟两人到达元大都，见到元世祖忽必烈。忽必烈写了一封信给教宗，托波罗兄弟帶回罗马，请教宗派人到元朝，告诉元朝人关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。

第二次远航

兄弟两人回到意大利，此时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刚刚结束，第九次东征正在筹划中。他们拿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给忽必烈的回信，于1271年动身返回中国。这一次Niccolò 带了他的儿子马可。他们从威尼斯乘船到黑海南岸登陆，然后从陆路辗转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（开平），随后又抵达大都（北京）。马可的聪明一直非常讨忽必烈喜欢，封他许多官，也派他到各地为元朝皇帝的使者。马可·波罗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和见到许多比欧洲先进的文化成就。

据他自己说在马可波罗动身回欧洲之前，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，于1291年经海路抵达中国泉州。

1292年，马可·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委托，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儿汗国成婚。忽必烈答应他们，在完成使命后，可以转路回国。1295年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。

評價:

由於教皇特使柏郎嘉宾曾在1246年到达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，马可·波罗家人并非第一个到中国的欧洲人，但是因為其遊記而著名，其遊記也是當時歐洲人最详细的亞洲旅行记录。

他的经历激发了哥伦布和其他不少旅行家，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马可·波罗的游记，还影响了欧洲的地图制作，导致了弗拉·毛罗地图的出现。

传说马可·波罗从中国带到欧洲很多东西，如冰淇淋 (ice cream) 、披薩 (pizza)、義大利麵 (spaghetti)、起司火鍋 ( Fondue au fromage)、眼鏡、口琴 (Harmonica)  、風箏、惡魔棍 (Devil Stick)。

4 鄭和 (1371-1433) - "包容和尊重; 促進貿易及知識拓展"

鄭和（1371年9月23日－1433年），原姓馬名和，小名三宝，又作三保，雲南昆陽（今晉寧昆阳街道）寶山鄉知代村人。中國明代航海家、外交家、宦官及武術家。是大明国奉佛信官。奉明成祖令進行七次航行，史稱「鄭和下西洋」，總航程達七萬多海里，足繞地球三週有餘；傳說中比西方發現好望角、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，早了七、八十年，是當時人類史上最龐大的遠航船隊，《鄭和航海圖》是世界現存最早的航圖集。

鄭和是回族人，但同时信仰佛教，明史专家吴晗指出，由於南洋的许多国家，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主要信仰，明朝政府选派回教徒“可以减少隔阂，办好事”，而當時下西洋的随行人员中信奉伊斯兰教信徒有马欢、郭崇礼、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、泉州蒲寿庚后裔蒲日和和泉州清净寺伊玛目（教长）夏不鲁罕丁的次孙夏文南等。做為外交官，鄭和對其他宗教採包容和尊重的手法。

伊斯兰教

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穆斯林，曾到麥加朝圣。郑和曾在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，到泉州南安九日山清真寺祈祷。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，郑和重修西安清真寺。

佛教

郑和是道衍和尚菩萨戒弟子，自称：“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，法名速南吒释，即福吉祥。” “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，法名福吉祥。谨发诚心施财命功，印造大藏尊经一藏，计六百三十五函，喜舍于云南五华寺，永远长生供养。” 下西洋途中，郑和每逢佛教国家就向寺院布施财物。

道教

由於水手多半信仰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，尤其對海神媽祖特別虔誠。流風所及，郑和時常捐獻銀錢予媽祖廟，並且增修殿宇。

七下西洋

1405年7月11日（明永樂三年）明成祖命郑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、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隊遠航，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，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、東非的相互了解。每次都由苏州劉家港出發，一直到1433年（明宣德8年），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。最後一次，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，在船上因病過世。民間故事《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》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。

鄭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預中，以長遠影響來看，最重要的是操縱麻六甲海峽（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），選擇扶植拜里迷蘇剌，於1409年鄭和授與其國璽及皇袍。拜里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，使其在麻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。

鄭和曾到達過爪哇、蘇門答臘、苏禄、马六甲、彭亨、真臘、古裏、暹羅、榜葛剌、阿丹、天方、左法尔、忽魯謨斯、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，最遠曾達非洲東岸，紅海、麥加，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。据记载，郑和的船队曾到达非洲东岸赤道以南的麻林地、慢八撒以及拉穆等地。

第一次下西洋

永乐三年六月十五（1405年7月11日）奉诏出使西洋。同年冬，从南京龙江港启航，经太仓出海，永乐五年九月初二（1407年10月2日）回国。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。

第二次下西洋

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（1407年10月13日）出发，到達汶萊、泰國、柬埔寨、印度等地，在錫蘭山迎請佛牙，隨船帶回，永乐七年夏（1409年）回国。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。

第三次下西洋

永乐七年九月（1409年10月）太监郑和、王景弘、候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余人，驾宝舟四十八号出使西洋。九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，費信、馬歡等人會同前往，到達越南、馬來西亞、印度等地，回國途中訪錫蘭山，永乐九年六月十六（1411年7月6日）回国。

第四次下西洋

永乐十一年十一月（1413年11月）出发，随行有通译马欢，繞過阿拉伯半島，首次航行東非麻林地 (Malindi, Kenya) ，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（1415年8月12日）回国。同年11月，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“麒麟”（即長頸鹿）。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。

第五次下西洋

永乐十五年五月（1417年6月）出发，隨行有僧人慧信，途經泉州，到占城、爪哇，最遠到達東非木骨都束 (Mogadishu, Somalia)、卜喇哇、麻林等國家，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（1419年8月8日）回国。

第六次下西洋

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（1421年3月3日）出发，往榜葛剌（孟加拉），史載“於鎮東洋中，官舟遭大風，掀翻欲溺，舟中喧泣，急叩神求佑，言未畢，……風恬浪靜”，中道返回，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（1422年9月2日）回国。永樂二十二年，明成祖去世，仁宗朱高熾即位，因經濟空虛，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。

第七次下西洋

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（1431年1月）从龙江关（今南京下关）启航，開始返航后，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（1433年）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，並於此地設衣冠冢，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，宣德八年七月初六（1433年7月22日）返回南京。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。

評價:

鄭和自身角色認定，有世界史學者認為，是結合了帝國擴張、貿易促進及知識拓展，如其死前一年1432年所立的石碑題文，除了有擴張宣稱「皇明混一海宇，超三代而軼漢唐，際天極地，罔不臣妾。」亦有對商人和地理學家的敬重語：「其西域之西，迤北之國，固遠矣，而程途可計」。

在外交及軍事方面，鄭和下西洋的功蹟包括推翻斯里蘭卡王朝及蘇門答臘君主、懲治了海盜並扶植麻六甲 (Melaka)，由一個小漁村將其變成一強大國際貨品轉運站。

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相信，郑和将军是所有华人的骄傲，也有人把他当成神来膜拜。他们认为郑和很了不起，而且擁有超自然的神力，如同神祇一般。更有人当郑和是「财神爷」，有些旅行团的导游特地安排旅客们去亲手摸摸他的雕像，以招來财运。

5 季羡林 (1911-2009)

季羡林（1911年8月6日－2009年7月11日），字希逋，又字齐奘，生于山东省临清市，中国语言学家、文学翻译家，梵文、巴利文专家。北京大學教授、輔仁大學教授。季羨林通晓梵语、巴利语、吐火罗语等语言，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 (Tocharian languages) 研究的学者之一。

学术领域:
印度古代语言研究
佛教史研究
吐火罗语研究
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
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
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
比较文学研究
东方文化研究

吐火羅語大约在公元840年左右滅亡，因為當時回鶻人被黠嘎斯人逐岀蒙古高原，迁移到塔里木盆地，并征服当地的吐火羅人。後世發現的从吐火羅語譯成回鶻文的文獻，為這條理論提供了依據。在回鶻人統治下，吐火羅人被外來的突厥語系——回鶻人所同化，其後代就是今日新疆維吾爾族居民的一部份。

1974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发现甲种吐火罗语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残卷。季羨林从八十年初代开始研究、解读吐火罗文语残卷，陆续发表论文，后收集成书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》1998年出版。

吐火羅语残卷内容，包括佛教和摩尼教的宗教文献，寺院通信、帳目、商業文件、商隊通行證、醫學及巫術文件和一首情詩等。多数甲种吐火羅语、乙种吐火羅语的残卷都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，有的中间还穿插对佛陀的梵文颂词或古代突厥语附注，从而提供解读吐火罗语的钥匙。

吐火罗语的特徵是沒有送氣聲。名詞變化很多，譬如：單數的正格、主格、客格、屬格；複數的正格、主格、無特別的客格、有特別的客格、屬格；雙數正格；諸數的副格。1984年英国学者D.Q.Adams 发表《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的关系》，用统计学方法推断吐火罗语最接近日耳曼语 (Germanic Languages)，其次为希腊语、印度语、斯拉夫语、拉丁语。

6 饒宗頤 (1917- ) - "學術是靠交流, 相互啟發才能進步"

饒宗頤，GBM 大紫荊勳賢（1917年8月9日－），字固庵、伯濂、伯子，號選堂，生於中國廣東省潮安縣，是国学家，在中國研究、東方學及藝術文化多方面有成就。

饒宗頤的研究領域甚廣，時間跨度很寬，上至夏商下至明清，並且著作甚多，僅僅其中的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便有十四卷二十巨册，超過一千二百萬字，專著逾八十種；論文1000多篇。除此之外，他精通甲骨文。

研究領域:
古文字學, 甲骨學, 敦煌學, 考古學, 金石學, 史學, 诗詞學, 文學, 艺术學, 简帛學, 礼乐, 宗教学, 楚辭學, 目錄學, 方志學, 潮学, 中印關係史, 经學, 西亚史

饒宗頤認為"學術是靠交流, 相互啟發才能進步"。

7 David Christian (1946- ) -  "collective learning/Big History"

Insights from the "This Fleeting World: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":
a) Collective Learning (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) and
b) the use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; Big data/Big History, etc.
for the benefits (well-being) of mankind as a whole.

"大絲路精神" 包括以下方向發展 -

不局限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, 任何有興趣加入者都可以參與;

開放的不止是市場, 尚包括心靈 - 產品交流, 思想交流之外, 還有專業知識, 技能, 經驗 - 以解決人類共同面對議題, 開拓更廣闊的, 新的合作空間;

集中在青年/學生之間的交流互動, 打下未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/世界和平堅實的基礎.

To summarize 1-7, the "spirit of the Greater Silk Road" - 

"to foster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(mutual learning/mutual benefits), friendship, respect, trust (the basis for further interaction,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),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eace, by exchanging goods and ideas."

狀元及第粥與滿漢全席

如果做(考)不上狀元 (不論舊中五會考或新制 DSE), 能夠烹調出美味的狀元及第粥也應不會失禮; 而且人們為什麼把豬肉、豬肝、豬粉腸滾制的粥稱為三元及第粥呢？

話說清代末期，廣州有個肉販上街叫賣，天天經過一間私塾，塾師是他的老主顧。肉販是個文盲，但為了方便記賬，請塾師教他認識了「豬肉、豬肝、豬粉腸」幾個字。

有一年科場開考，好事者慫恿肉販去應試，說功名全靠祖宗積德。肉販信以為真，在卷上只寫了「豬肉、豬肝、豬粉腸」七個字。豈料主考正是當年的塾師，塾師有意讓肉販歡喜一場，自己另寫一篇替代。結果肉販高中。塾師主考完畢，恐肉販下次再來混水摸魚，便交代同僚如下科發現卷上有寫「豬肉、豬肝、豬粉腸」的，應把卷取消。

豈料第二科開考，肉販又來應試，寫了七字後便即交卷。主考看後啼笑皆非，但想到前科主考早有交代，莫不是暗示要多多關照，不若做個人情，代寫一篇讓肉販再高中。

京都考期近了，肉販想藉此瀏覽沿途風光，於是又整好行裝，上京赴考，不料到京時，已停止進場，肉販呆立門外，形如木雞。剛巧王爺經過，遺下燈籠一個，肉販撿起燈籠，進入場院內，並把燈架在座位旁邊，卷上寫了七個字後便交卷。主考見卷，目瞠口呆，但一想到那燈籠是王府之物，事出有故，只得代寫一篇，又讓肉販高中。

後來，有人問，你三次及第靠什麼？肉販說：「豬肉、豬肝、豬粉腸」。

至於滿漢全席其實並不“全” 一般僅八盤十六碗四冷盤

如今拍攝的清朝宮廷劇裏，都上演著“滿漢全席”大戲，把人饞得直流口水。顧名思義，“滿漢全席”最大特點就是一個“全”字，也就是說這樣的筵席上，菜肴葷素的品種齊全、搭配齊全、風味齊全。

那麼，“滿漢全席”到底是什麼樣的筵席呢？它的奢侈程度又到了何種地步？美食家袁枚在《隨園食單》中說：“今官場之菜，名號有十六碟、八箕、四點心之稱，有滿漢席之稱，有八小吃之稱，有十大菜之稱。種種俗名，皆惡廚陋習，只可用於新親上門、上司入境，以此敷衍……”袁枚的《隨園食單》刻于清乾隆五十七年，即1792年，他所說的“今官場”至多也就是該書出版前的官場生態。由此可見，“滿漢全席”在1792年前開始在官場中形成。不過這樣的筵席只用於官員迎送、相互宴請。

看看徐柯編著的《清稗類抄·飲食》方知道所謂的“滿漢全席”或“滿漢大席”，乃是清末出現的一種“燒烤席”。書中記載：“燒烤席，俗稱‘滿漢大席’，筵席中之無上品也。烤，以火幹之也。于燕窩、魚翅諸珍錯外，必用燒豬、燒方。豬以全體燒之。酒三巡則進燒豬，膳夫、僕人皆衣禮服而入，膳夫座之專客，專客起箸，蓬座者始從而嘗之，典之隆也。”清人顧祿在《桐橋倚棹錄卷十》裏謂：“蘇州酒樓開辦滿漢大席、市肆中賣有滿漢大席。如燒小豬、哈爾巴肉、燒鴨、燒雞、燒肝等等。”“滿漢大席”中的燕窩、魚翅等海鮮，係東南沿海地區的福建、廣東進貢；燕窩主要來自東南亞、馬來半島，經福建、廣東水上進口；至於“烤全豬”(又稱“烤乳豬”)、“烤全羊”等，則來自滿族遊牧習俗的烤肉風味。民間俗稱的“滿漢大席”，必有燕窩、魚翅，而一般以“烤乳豬”為主的筵席，卻始終沒有“滿漢全席”的稱呼。辛亥革命後，隨著全國各地排滿情緒的高漲，“滿漢大席”也改成了“大漢大席”，但其豪華程度絲毫未減。史載，民國初年一桌最鋪張最奢侈的“大漢大席”上了80道菜肴及米飯。

另外，歷史上真實的清宮筵席並不像電影電視描述得那樣鋪張。據《大清會典》和《光祿寺則例》記載，康熙年間，最昂貴的宮廷筵席，欽定每桌價銀8兩。清初1兩白銀的購買力，約合今天的人民幣400至500元，按1兩白銀等於500元人民幣的最高比值換算，康熙皇帝舉辦的最昂貴的筵席，一桌費用也就相當於現在的4000元。而皇帝大婚、大軍凱旋、公主出嫁等皇家喜宴以及元旦、萬壽、冬至等三大節的賀筵宴，欽定每桌費用不得超過4兩4錢3分，約合今天人民幣2200元左右；宮廷款待進貢的附屬國正、副使臣，每桌費用不得超過3兩3錢3分，約合今天的人民幣1700元。

無論是從袁枚、顧祿記載的“滿漢席”功能表看，還是分析康熙皇帝欽定的宮廷筵席“費用”，都不難發現，所謂的“滿漢大席”不僅不“全”不“滿”，其費用與今天有些“黃金筵”相比，實為小巫見大巫。（人民日報海外版）

查康熙帝66歲大壽時，曾為漢、滿兩族特設3天6宴，提供300多款佳餚；相傳清聖祖玄燁在皇宮內首嘗，並御書「滿漢全席」，使滿漢全席名噪一時。當時滿漢全席有宮內和宮外之別，宮內的滿漢全席專供天子、皇叔、皇兄、皇太后、后妃等享用；近親皇族子嗣、功臣（漢族只限二品以上官員和皇帝心腹）才有資格參加宮內朝廷的滿漢全席。宮外滿漢全席，常常是由滿族一二品官員主持科考和地方會議，以滿漢全席招待欽差大臣，入席時要按品次，佩戴朝珠，公服入席。 在乾隆甲申年間李斗之《揚州畫舫錄》一書詳實的描勒出盛況；豪華的六宴中，納集滿漢千百名饌，其中包括燕窩雞絲湯、海參匯豬筋、海帶豬肚絲羹、鮑魚匯珍珠菜、淡菜蝦子湯、魚翅螃蟹羹、魚肚煨火腿、蒸駝峰、梨片伴蒸果子狸、蒸鹿尾、鯽魚舌匯熊掌、糟蒸鰣魚、假班魚肝、西施乳、獲炙哈爾巴小豬子、油炸豬羊肉、掛爐走油雞鵝鴨、豬雜什、羊雜什等。

滿漢全席中的八珍:

1.山八珍﹕ 駝峰、熊掌、猴腦、猩唇、象拔（鼻）、豹胎、犀尾、鹿筋。

2.海八珍﹕ 燕窩、魚翅、大烏參、魚肚、魚骨、鮑魚、海豹、狗魚。

3.禽八珍﹕ 紅燕、飛龍、鵪鶉、天鵝、鷓鴣、彩雀、斑鳩、紅頭鷹。

4.草八珍﹕ 猴頭、銀耳、竹蓀、驢窩菌、羊肚菌、花菇、黃花菜、雲香信。

器具多用銅製，雕製巧究，餐中用粉彩萬壽餐具，大件的瓷器仿照雞、鴨、魚、豬等造型，設有火傢具（即火鍋），上層放菜，下層以酒點火。載水傢具則用錫製，分內外二層，內層放湯，外層放沸水，便於保溫。 清室擺設滿漢全席時，一般先吃滿菜，再吃漢菜，其間需換桌面，謂之「翻台」。賓客進入席宴大廳先奏樂，坐下後先用點心，賓客到齊後，把四整鮮撤下來，行敬酒禮，大菜才會奉上，整個過程先後共換桌面四次，調換滿、漢菜式，俗稱「翻桌」。此後漸漸流傳到民間，成為達官顯貴一展奢華的象徵。

民國後滿漢全席分大滿漢、小滿漢，大滿漢一般為108碟，小滿漢為64碟。早期菜式以山東菜較普遍，另有天津菜式。輾轉流傳到後，各地因應不同口味，材料、烹調方法，出現有不同演繹。 民國初年，滿漢全席改為大漢筵席，不久又用八大、八小等筵席來代替，1930年代又改為八大件。

1977年11月2、3日，香港有酒樓受到日本TBS電視台的委託，以10萬港元的價錢，製作一圍整個共108道菜的滿漢全席。酒樓動用了160多人，花了3個月才籌備完成。而這個過程則由人造衛星直播到日本。由於有些動物已經成為受保護動物，加上部份烹調技巧也已經失傳，所以再製作一場如同清朝年代的滿漢全席，幾已不可能。

P.S. 清代其他名宴尚包括蒙古親藩宴、廷臣宴、萬壽宴、千叟宴、九白宴。

Source: "狀元及第粥的由來" & 浮生若夢 201203270503"滿漢全席菜單"